当地时间11月6日凌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宣布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获胜，这一消息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热议。目前，美国是我国第一大贸易国（约占我国总贸易额11%）、第一大出口贸易国（约占我国出口贸易额的14%）、第一大进口贸易国（约占我国进口贸易额的6.5%），同时美国也是我国第一大贸易顺差国。
特朗普的胜选意味着“美国优先”政策的再度回归，这无疑给我国外贸带来了重大影响。美国加征关税和高端制造业回流的政策导向一方面会促使我国对美的外贸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其也为我国国际供应链转型升级带来了机遇。我们应当做好预判、精准施策，以应对新形势下的机遇与挑战。
一、特朗普上一届任期对华政策回顾
从贸易关税来看，在特朗普的首个任期（2017-2021年），其核心战略重点在于对华发起贸易战，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一举措，给中美贸易格局带来了显著影响。这一政策使得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在总出口中的占比有所下降，从上任后的第二年的19.24%降至2019年的16.75%，到2023年更是下降到了14%。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美国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实际平均关税税率从2.7%最高攀升至15.4%，2020年1月后下降至12.5%左右，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增长了约4.6倍。
从出口和投资限制来看，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实施了技术出口限制和投资限制等措施，促使中美在关键科技领域“脱钩”的速度加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修订法案和运用现有的“限制清单”双管齐下，极大地拓宽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的范围。另一方面，加强投资审查力度，对我国企业在美国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进行限制。
表1 特朗普首任期内对华出口和投资限制主要政策
从经济制裁和融资限制来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特定科技企业以及特定区域的企业主体采取了经济制裁与融资限制相互配合的手段。其一，借助经济制裁来抑制我国重点科技企业的发展，对特定区域的产业链予以打击。其二，利用融资限制来缩减我国大型企业的融资途径。
表2 特朗普首任期内对华经济制裁及融资限制
二、特朗普本届任期政策研判
从贸易政策的角度分析，针对我国的贸易政策或许主要涵盖四个方面：其一，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其二，针对所有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征收60%甚至更高比例的关税；其三，在四年内暂停进口中国生产的必需品；其四，严厉打击中国商品借助第三国出口到美国以逃避税收的行为。
从对华出口与投融资限制来看，特朗普再次上台，极有可能推出更加强硬的对华出口和投融资限制举措。一方面，特朗普在相关领域实施对华强硬政策，短期内或许能在外交领域收获大量政治资本。另一方面，与贸易关税政策相比，特朗普出台此类相关政策的政治成本要低得多。
因此，可以预计，特朗普上任后，其对华出口和投融资限制措施可能更贴近竞选承诺。在出口方面，会进一步强化现有的技术限制，并且把生物医药、农业科技等更多领域以及更低端的技术和产品也纳入限制范围。在投资方面，会限制更多的美国主体对中国更广泛领域的投资，同时利用联邦政府合同、减税等手段，迫使更多在华的美资企业将产业链迁出中国，还会推动中国科技企业从美股退市。在融资方面，会极大地拓宽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受限的范围。
三、特朗普上任对我国国际供应链的影响研判
（一）航空方面
一是航空运输协定变数增加，特朗普政府有可能重新审视中美双边航空运输协定，甚至做出不利于双方航空运输顺利开展的调整。例如，其可能限制中国航空公司在美国拓展航线、增加航班频次等，这会对中国航空货运企业进一步开拓美国市场形成阻碍，压缩其在美国市场的业务发展空间。同时，海关监管政策也有趋严趋势，可能会加大对进口货物的查验力度、使报关手续变得更为繁琐。对于中国航空货运行业而言，这意味着货物运输的时效性将受到影响，货物在途时间会增加，航空货运原本的高效优势会被削弱，而且企业运营成本也可能随之增加。
二是美国航空货运企业竞争力变化，特朗普政府若推行经济刺激或税收调整政策，可能会增强美国本土航空货运企业的竞争力。比如，若实施减税政策，美国航空货运企业就能将更多资金投入机队更新、服务质量提升等工作中。如此一来，它们在中美乃至全球航空货运市场上可能更具优势，进而给中国航空货运企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这就要求中国航空货运企业在提升服务水平、控制成本等方面加大投入以应对竞争。
不过，若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导致美国经济出现波动或不确定性增加，美国航空货运企业也可能受到影响，比如出现资金紧张、市场需求不稳定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航空货运企业能够抓住机遇，优化自身运营，提升自身灵活性，或许能在全球航空货运市场中获取更多份额。
（二）铁路方面
以中欧班列通道为例，目前部分中欧班列主通道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未过境乌克兰，目前运行正常。但从中欧班列的沿线市场来看，巴以冲突跟俄乌战争的结束对于中欧班列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方面，战争的结束将极大地缓解地区紧张局势，降低运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就曾以“美国优先”为由，对欧盟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等，展现出其在贸易政策上的强硬态度和对欧盟的“不友好”。
所以欧盟担心特朗普再次上任后会重启美欧贸易战，这使得欧盟在面对美国的压力时，态度可能会有所动摇。随着局势稳定，沿线各国将更加专注于经济发展和贸易合作，或为中国开行中欧班列创造更为有利的运营环境。
（三）海运方面
一是贸易政策冲击，货运量波动风险增大。
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可能重新实施的高额关税措施，将对中美海运贸易造成冲击。许多依赖中美海运航线运输货物的企业可能会减少货物运输量，尤其是一些大宗商品和传统制造业产品。例如，中国对美出口的家具、纺织品等货物量可能因关税增加而减少，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等也可能受到限制，这将导致中美海运航线的货运量出现波动，给航运企业的运营计划和收益带来不确定性。
二是地缘政治影响，航线稳定性受挑战。
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的一些地缘政治策略，如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或对某些海域的管控，可能会影响中国海运航线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海峡和航道附近，军事活动增加可能导致航运延误或需要重新规划航线，增加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此外，美国可能对一些中国海运企业实施制裁或加强监管，限制其在美国港口的业务，影响正常的海运贸易往来。
三是全球供应链调整，港口业务结构变化。
特朗普推动的全球供应链调整政策，可能使部分跨国企业改变货物运输方式和路径。原本通过中国港口运往美国的货物可能会被分流，一些企业可能会选择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港口进行中转或直接发货。这将导致中国港口的业务结构发生变化，部分对美业务繁忙的港口可能面临吞吐量下降的压力，同时也需要重新调整港口的物流设施和服务以适应新的货源结构变化。
四、我国国际供应链的相关对策
航空方面，我国航空货运企业应做好多方面准备以应对复杂局势。首先，针对可能的航线限制，积极通过外交和商业渠道与美国沟通，依据国际航空运输相关规则，维护自身拓展航线、增加航班频次的权益。同时，积极开拓其他国际市场航线，比如加强与欧洲、亚洲、南美洲等地区的航线合作，开发新兴市场，降低对美市场依赖。积极拓展全货机航线，包括增加现有热门国际航线的全货机班次，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提高运输效率和服务质量。加强与国内机场和其他国家机场的合作，争取更多的起降权和停机位资源，以支持全货机航线的拓展。同时，提升运营管理水平，合理调配运力，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合作，形成更具竞争力的航空货运产业链。
铁路方面，继续巩固和拓展中欧班列业务。积极关注巴以冲突和俄乌战争局势，在局势稳定后，加强与沿线各国的沟通协调，充分利用地区紧张局势缓解带来的优势，优化中欧班列运营环境。针对欧盟可能因特朗普政策产生的动摇，我国可通过与欧盟在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加强合作，增强双方在国际物流方面的互信，保障中欧班列通道的稳定和发展，如共同参与班列站点设施建设、制定统一的货物运输标准等。
海运方面，针对贸易政策冲击，航运企业要做好市场预测和风险评估，优化运营计划，拓展其他贸易市场以分散风险。对于可能因关税增加而减少货物运输量的航线，可探索发展高附加值货物运输。面对地缘政治影响，加强与周边国家及国际海事组织的合作，维护海运航线安全，建立航线应急机制，应对军事活动等导致的航运延误或航线变更问题。同时，密切关注美国可能的制裁和监管措施，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全球供应链调整导致的港口业务结构变化，我国港口要加快转型升级，提升物流设施的通用性和灵活性，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港口的合作，建立联盟或姊妹港关系，吸引新货源，重新布局物流服务网络，以适应全球供应链调整带来的变化。
此外，受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部分外资企业改变投资战略，逐渐选择将产业链转移到越南、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我国在经历过富士康、联想、耐克等企业供应链被动转移的经济下滑之后，应提出供应链主动转移战略以应对美国对我国企业带来的供应链波动性。我国可主动出击，拓展新兴市场合作。积极与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加强贸易往来、投资合作和海外仓、海外站点等节点建设，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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